韩东
现在的孩子,有很多不知人间的疾苦。他们爱钱,但并不知道钱的妙用,以为钱的意义乃在于奢华的生活。可贵的钱一定是很少的,很多的钱就根本不值钱了。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可惜的是孩子们不懂。
我总是想起很少的钱,总是想起我少年时代的朋友Y。在他下放的那个生产队里,劳动力日单价是一角五。也就是说,最强壮的男人干一天的农活能挣一角五分钱。这钱还不能马上兑现,记在账上。年底生产队分粮食,便用这钱来抵(或来买)。
一个家庭一本账。分粮食是按人口分的,如果你家里的劳动力多、挣的工分多,便可以持平,或许还有结余。如果劳动力少、挣的工分少,就得另花钱来买剩余的粮食了,或者只能分到和所挣工分相当的粮食。Y家的情况属于后者,下放时他才九岁,无法去挣工分。一家五口只有母亲能干活,挣六分工,也就是每天八分钱。Y的父亲身体不好,生产队照顾干点轻活,每天挣五分工,也就是七点五分钱。又没有其他的钱买生产队的粮食。挣钱和粮食挂钩,因此吃不饱是Y少年时代最主要的问题。
后来Y的父母相继去世,Y长到了十六七岁。他没有上高中,因为需要挣钱养家。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解决不了问题,经人介绍,Y去了一个工地上当小工,给人拎泥灰桶,拎一天是七角钱,境况大大改善。后来Y顶父亲的职去县城的一家单位当工人,每月工资二十六元,经济就更加的“宽裕”了。当然这宽裕仅就一家吃饭而言,遇上嫁娶丧葬要用钱的事还是不成。嫁娶或许可免,丧葬却不能如人所愿。当年,Y的父亲去世时因无钱火化安葬,Y跑了无数趟上山下乡办公室。面对冷面白眼,Y说出了如下惊人之语:“如果你们不管,我就把尸体掀下河去拉倒!”
那时我在济南读大学,听说此事,马上寄了二十五元钱给Y。二十五元,是当时家里给我的一个月的生活费。那个月我是靠借同学的饭菜票过来的,问题不大,因为每个月都有二十五元,慢慢地也就还清了借账。
1979年我父亲去世,一天Y来看望我,我们来到外面的街边。两个人蹲在地上,抽烟、说话。突然,Y掏出一张十元的皱巴巴的钱,塞给我。他的意思是,我父亲去世了,需要钱用。当时我就像被电着了一样,立刻把钱推了回去。Y不肯往回拿,两人你来我往了很多次。这钱最后我收了没有已经记不清了。我家当时的经济状况比Y好多了,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却设身处地地想着我的难处。
这事过去了很多年,犹如发生在遥远的前世,但我总是清楚地看见两个街边的青年推让着那张皱巴巴的钞票。Y满面笑容,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因为他天性柔和。我想我们难得的友谊是和钱有关的,和很少的钱以及与此相关的感激和同情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