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暂停键
张进曾是媒体人，2011年患抑郁症后，生活重心发生转变。在一年治疗康复后，他写了本有关抑郁症诊治的书——《渡过》，并开办公众号进行科普，几年下来，聚集了一批读者和患者。
社群会定期聚集康复者、医生和咨询师，举办线上家长学堂。张进逐渐发现，很多实际问题还需要面对面解决，尤其是当亲子关系需修复、社交恐惧待克服时。青少年抗抑郁的背后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
2018年12月30日，第二期亲子营在苏州开营。本打算招22个家庭，但报名者太多，最后扩大至36个家庭。
李玥在营里既是参与者，又是志愿者。她与张进相识于2017年4月，儿子抑郁症最严重时。
张进说，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有研究显示，中国10岁至24岁的青少年、青年抑郁障碍患病率自2005年至2015年间显著增加，接近全球1.3%的患病率，女高于男，并且随年龄增加而增高。
那次见面，张进看到李玥的儿子杨玉明，立刻明白他正承受着煎熬。男孩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他曾翻过天台，也拿过菜刀，狠狠划手腕，血流成河。家人需24小时看守。在开营式上，杨玉明说：“你们所有人，都不能理解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
36组家庭中，年龄最小的患者仅9岁半，最大的29岁。营内处处有“雷区”，哪怕是在室内课堂，都时有争吵、哭泣，或是摔门而去。一天，一行人参观苏州丝绸厂，一位女孩突然对妈妈吼叫——厂里养的蚕勾起她不好的回忆：她童年养的蚕都被妈妈扔了。另一位妈妈则在报到时眼泪汪汪地说，在来时的车上，女儿将一杯水泼在她的脸上。
张进说，抑郁症和压力有关。压力下大脑产生应激反应，身体高度警觉，会调动生命潜能应对危机。危机缓解后，大脑会关闭反应，休养生息。一旦压力持续，应激反应长启不关，慢性压力就会让身体机能耗损，引发抑郁。抑郁症也有易感群体：敏感、自省、自我要求高、完美主义者等。
“得抑郁症的孩子，往往都是好孩子。”一位父亲感慨道。这里的孩子，大多来自重点中学，原本成绩优异。营内带病帮忙的志愿者，也有哈佛等海外名校的学生。然而，这些孩子美好的人生旅途，都被按下了暂停键。
最后一根稻草
开营首日是新年跨年夜，一群人参加篝火晚会。杨玉明特意拿了吉他想献唱，但左调右调，声音状态都无法令他满意，表演一度中止。“他还是完美主义者，不能接受一丝缺陷。”心理咨询师邹峰说。
杨玉明今年22岁，本该念大三的年纪，学籍却卡在高三。他会吉他弹唱，还能和留学海外的志愿者用日语对话。在重庆那所著名中学，他被录取到清北班。更早时，他初中就拿了当地数学竞赛的奖牌。邹峰说：“他是个天才。”
母亲李玥至今记得儿子高中教室的标语：“从优秀中来，到优秀中去。”那几乎是重庆最好的班，学习是第一要务，期末考试有末位淘汰。老师说：“要管理好时间，走路要快，上厕所要快，做任何事都要快。”在压力下，60个学生有的连晚饭都省了，就在教室吃面包。“只有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入学后杨玉明对李玥说，同学之间竞争激烈，自己有点吃不消。
首次月考，年级1200多人，杨玉明排100多名，半学期后进步到50多名。按照学校历年的标准，这已摸到清华、北大的录取线了。而当他发力备战期末考试时，肚子开始胀痛。李玥带他在市区看病，几番折腾，他落到年级300多名，从清北班降至普通班，头也时常胀痛起来。
“当时已有症状，如果诊治对了，或许能躲过这灾难。”李玥仍在后悔，未意识到孩子抑郁症的前兆。“我做生意不差钱，就差信息。”李玥说，高压下其他孩子之所以没抑郁，是因为“人家孩子没有前面的铺垫”。
铺垫，是指杨玉明的初中往事。初一时，杨玉明喜欢班上的一个女生，被传出后全班起哄。他自尊心强，觉得丢面子，女生亦刻意疏远，却与另一名男生走得很近，这让杨玉明紧张。他当时恰逢青春期脸上长痘，体检时又被诊断出青光眼，医生叮嘱不要过度用眼，尽量不去黑的地方。“这些都加剧了他的焦虑。”李玥说，儿子中考成绩不错，但似乎命中注定，三人一起考进高中，同在一班。“孩子特别怕他们，有意保持距离，内心很煎熬。”李玥说，孩子一直想要考高分证明给他们看。
杨玉明高二下学期病发崩溃，休学至今。他不会告诉任何外人这些往事。营内上课很少见到他，不多的露面里，他裹着围巾和手套，戴着黑口罩、套头帽，像是要将自己保护起来，在室内角落打坐或睡觉。五天里，这样将自己隔绝起来的孩子不是少数。
生病的家
亲子营特设孩子专属的吐槽大会，家长不能参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孩子们之所以被压垮，与长年累月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在第一期亲子营中，一个孩子分享说，有次考试他没考好，回家后父母看了卷子，就让他滚，“永远不要回来”。另一个孩子听到这儿，说：“你这算好的，我爸妈不仅让我滚，还扔给我一个枕头。”
在第二期亲子营中，孩子专场相对冷场，他们或低头缄默，或戴着耳机玩手机，待了一会儿就提前离场。而与孩子们的沉默相比，家长专场则成了一场忏悔。年过不惑的父母，一开口便泪如雨下。一位身材高大的父亲说，在女儿成长阶段，他做了很多错事。女儿初中时，他因看不惯她留长发，就抓着女儿的头发，强行剪断，“她是那么喜欢长发啊”；还有一次在外旅游，女儿常看手机，他抬手就打了一巴掌，女儿耳穿孔，当夜就送了急诊。“这是禽兽干的事，我道歉过多次。”父亲哭着说，希望再次公开道歉。
每一个家庭都是一本书。按照一位博士后妈妈的观察，营内部分家庭呈现出一些共性：父母双方，有一方过于强势，另一方相对弱势甚至缺位。这体现在孩子的教育上，也存于夫妻关系中，导致后者只剩索取、指责和抱怨，“生病的孩子，首先有个生病的家庭”。
开营首日，原生家庭的影响就被提出来讨论。
抑郁症跟后天环境与教育息息相关，也受先天遗传基因的影响。邹峰借一个案例提出：代际传递的不仅是基因，也有亲子恩怨，很多父母将自我成长中的阴影，带给了下一代。
原生家庭是李玥的痛，伤痕犹在。童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经受生活的磨砺，一个人要拉电线、换灯泡、贴壁纸等。母亲也这样要求10岁的李玥。
李玥记恨父母的自私，带着怨气结婚。丈夫有过漂亮的女友，但认定李玥更适合做老婆。李玥自卑，从小形成讨好型人格。“那时觉得，他从没爱过我。不离婚就是最低要求。家里一直没有欢声笑语，更别说爱的流动。”李玥说，孩子在缺爱的家庭长大，她由此深深自责。
躁郁双相
营内孩子中，超过一半患双相障碍。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曾指出，近年来中国双相障碍发病有一个明显特点：以前高发人群年龄在25岁至40岁，现在至少提前10岁，且整体发病率在迅速上升。与单向抑郁长期的动力缺失相比，双相有躁期与郁期之分，情绪像是周期性的波动曲线。躁期，患者易出现情绪失调难止、精力高亢、思维奔逸、冲动性的人际交往及购物，以及与现实脱节的妄想乃至幻觉等，这些都被认作是躁狂的表征。抑郁症的复杂特质性强，双相尤甚。
发病后，李玥带着儿子四处求医。2017年，他在北京被诊断为双相，但治疗药物产生巨大的副作用，杨玉明频繁想自杀。最严重时，他丧失所有感官知觉。
“狗屁双相，我从未躁狂过。”杨玉明觉得自己不是双相。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说清他所患何病。与单向抑郁相比，双相的确诊更为复杂。据2007年一项统计，在欧美国家，双相患者从首次发病到确诊，平均需5年至10年。
“近年来有双相扩大化的趋势。”张进说，几年前很少听说双相，但这两年他遇到的患者，动辄被诊断为双相，青少年尤甚。双相又分I型与II型等，更重者则有各种复杂共病交织，诊断用药都因人而异。为此，一位医生在营内给出的最多建议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陪伴
一个有药学背景的老师指出，抑郁症成因复杂，有其特定的生理因素，将责任全推给父母并不妥当。他女儿曾是抑郁症患者，经他陪伴治疗后康复。“所有的疗愈，都离不开爱。”另一位老师说。
张进也引入了多位康复者分享经验，强调自救。他说，过去不懂心理学，更强调药物治疗，最近才对抑郁症的认知形成逻辑闭环：生物、心理和社会。抑郁症的患病和康复都与这三方面相关。而青少年在社会层面获得的支持极少，包括家庭。“很多孩子发病，但家长不知道那就是抑郁症。”
杨玉明休学前，曾服药好转过，但为了高考，李玥擅自给儿子停了药——这是大忌，即使是营内已经康复的讲师，大多仍在服药。此后杨玉明病情加重，近两年做了24次电休克。
由此，张进想要做“陪伴者计划”，用社群里的康复者和咨询师等力量，做有偿的一对一长期陪伴式咨询，以应对抑郁症诊治无标准流程，需更长时间、更多试错和调整的需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开营式上，杨玉明送了张进一句诗：“自以为渡，何以渡人。”被“误诊”为双相后的生不如死，让他再也不信任何权威。近一年，他花费约10万元走访各地，学习各类自救法。但李玥还是担心，找人与儿子谈。儿子说，电击“相当于受刑”，他丢了半条命。当年复学为参加高考，他曾遵母嘱，用成功学自我激励，直至全面溃败。他说，关系好时，他能忆起母爱，但他受不了母亲的多次干预。
李玥并非全无收获，疾病面前，零星的幸福也能让她感到疗愈。这些年，丈夫开始担起责任，陪儿子去外地治疗，在家主动做家务。刚进入2019年，苏州异常湿冷，李玥忙碌间，丈夫主动送来围巾。
一天，邹峰给他们做咨询，见李玥与丈夫背对而坐，邹峰说：“你们应该学会牵起彼此的手。”次日，摄影师来拍照，结婚20多年来，李玥的丈夫第一次主动牵起她的手。二人随后牵手穿行在树林里，仿佛在一起穿越一座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