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学家最为浅薄的批评莫过于他们只关心效率而不关心公平。事实上，如果你承认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收入）不平等，那么，关于不平等的测量、成因及其影响，最重要的研究工作都是经济学家完成的。
一个更为严重的误解是，人们将对于效率和平等的追求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对于平等的追求才体现了一种公正的价值观。由此，人们认为牺牲点效率也不要紧，可以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来减少不平等，这为日益增长的带有偏向性的政策（如补贴）找到了借口。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政府干预往往会造成更多的不平等，结果是效率与平等两者兼失。
当前的中国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政府的一些政策正在造成经济的扭曲，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利于平等。很多人在谈收入不平等时，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以及收入差距上升的主要来源，都是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广为受到关注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主要是因为欠发达地区农民在人口中比重更高，在计算平均收入时，欠发达地区的平均收入受此影响而被大大压低，这本质上还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有一大半消失了。
城乡间收入差距难以缩小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户籍等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普通百姓只注意到政府在加大对于“三农”的补贴，并为之叫好，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点，如果劳动力流动更为自由，城乡间差距就不会那么大，而这个状况也是政策造成的。
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扭曲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当中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已经占有90%的时候，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到一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就会制约外出打工者的工资增长速度，相应提高工业部门资本所得的比重。政府注意到了劳资之间的分配问题，试图通过加大工会建设力度和推进集体工资协议来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其实，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从而提高农村部门的生产率，并进而提高进城农民的工资要求。相比建工会而言，劳动力稀缺性的提高是更为根本的提高劳动者地位的途径。
上面说的道理总结起来有这样一层意思：一些政策扭曲对平等和效率均有负面影响，去除这些政策扭曲才是兼顾平等与效率的正解。事实上，寄希望于政府干预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乃缘木求鱼。政府要做事，就要有钱，而日益提高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本身就是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的一个反映。反过来说，当政府在国民收入中越拿越多的时候，钱是不是真的被用来缩小收入和福利的不平等了呢？也未见得。研究发现，政府支出中的转移支付有相当的部分只是用来养了更多吃财政饭的人，这一现象在西部更为明显。
请注意，到目前笔者仍然在讲“不平等”，而没有说“不公正”。经济学家谨慎地使用“不公正”这个词，是因为“公正”本身是一个缺乏共识的概念，经济学家对此类概念之争没有太多发言权。而“不平等”是可以测量的，相对来说，经济学家更关心收入不平等是否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产生了负面影响。迄今为止，大多数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都发现，收入不平等的确不利于经济增长，也不利于增进健康、信任、幸福感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这样，社会就比较容易达成控制收入不平等的共识了。
收入差距是否会引起社会的不满，还是要看收入的流动性。收入流动性简单说来，就是穷人变成富人的机会。美国收入差距大，社会也有不稳定因素，但是总体还是和谐的，他们就靠收入流动性高，“美国梦”的本质就是人人都有机会。
中国的情况怎样呢？从数据上来看，当代中国居民的收入流动性也还是比较高的，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的收入流动性正在下降。越来越多获取收入的渠道都跟一些难以改变的东西有关，比如说家庭背景、行政权力、户籍，这些身份把普通人获取更高收入的渠道限制住了。当下流行的“富二代”、“官二代”和“农二代”这些词，反映的就是人们对于收入流动性下降的不满。
只有带有不公正性质的不平等才是真正有害的。笔者最近有一项研究讨论了跟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如何影响到人的幸福感。我们把收入差距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一城市内部当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发现这个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越大，人们越是不满。另一类是和身份无关的收入差距，它是能提高人的满意度的，因为人人都有希望获得与身份无关的高收入。这项研究要说的道理是，不平等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有害的是与身份有关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才意味着不公正，意味着高收入与特定的人群无关。在我们身边，有些不公正恰恰与错误的政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