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属马，农历九月初七是母亲八十八岁生日，借亲朋满座为母亲祝寿的吉庆日子，将我儿时记忆中的母亲呈献给亲人们，也算是对母亲寿辰的另一种祝福！
耄耋之年的母亲，耳不聋，眼稍花（五年前尚能穿针引线），虽然腰背有些佝偻，满头银发，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一双粗糙且指节变了形的手，写满了人生的沧桑。
听母亲说，她出生在穷苦人家，解放前一家人靠租种村上李家的十五亩地度日。到了上学的年龄正赶上“老日”来的那些年头，野蛮的日本鬼子，让人整天担心受怕，哪有学堂可上？母亲曾清晰回忆过她在一次“跑轰”（躲日军飞机轰炸扫射）时情景，飞机先在天上盘旋把人都赶在河坡里，黑压压的人群漫无目的地乱跑着。而后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俯冲向人群，一排排的机枪弹“嗒嗒嗒”地扫向人群，眼睁睁看着不少人跑着跑着就被打死倒在地上，非常害怕。母亲一家人在恐慌中也跑散了，剩下的几个家人趴在河岸下躲着飞机扫射。我五舅幼小，吓得哇哇直哭，姥姥害怕哭声把飞机引来，用蒸馍捂住五舅的嘴，差点把五舅闷死。等到母亲稍大些时，姥爷、姥姥又先后因病去世，由我姑姥娘将其抚养成人。因此，母亲从小就担起了繁重的田间劳动和家务负担，炼就了吃苦、耐劳、勤奋而又不屈的性格。
母亲最“辉煌”的岁月，是她解放初期在村里当过几年妇联主任，是母亲一生中当过的最大“官”了。农村大扫盲时进了扫盲夜校，算是成了识字人。后来，因为我的出生，父亲又是国家公职人员，长期在外工作，不得已母亲才辞去了公差，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
儿时，我家有草房五间，其中主房西屋三间，陪房堂屋两间，虽无院墙但宅子很大，有两亩多地，在村外西南方较为偏僻的地方。我和母亲住在主房内，堂屋两间有我本家大伯和大奶奶居住，并在里面喂了一犋牲口。大奶奶因眼疾几近失明，平时吃饭大多由大伯给她端饭吃。但在农闲时为节约粮食晚上常常不做饭，大奶奶就得挨饿。母亲看不得大奶奶挨饿，时常烧些汤给大奶奶喝。大奶奶虽不是母亲的亲婆婆，因居住在一起也就承担了照顾大奶奶的日常洗涮，缝缝补补，梳头端水的活，从无嫌弃。等我记事时曾见过大奶奶趋着脚步走到院外的粪坑旁，因眼睛看不清，也不避人，撅起屁股就拉。有两次大奶奶蹲的离粪坑沿太近，不小心掉进粪坑中，都是母亲把她从粪坑中救出来，把沾满屎尿的衣服脱下用清水把身上冲洗干净再换上干净衣服。直到大奶奶丧失行动能力家人把她接走，母亲才不再伺候大奶奶。
大跃进年代母亲正年轻力壮，那时人民公社刚刚成立，社员们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非常高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犁子、洋耙”是当时农民所追求的目标。人民群众迸发出的劳动热情难以形容，好像不知什么是疲倦，半夜三更说是哪里有突击任务，拿起劳动工具说走就走，生怕落后受到批评。一次半夜时刻，母亲接到要突击耩麦的任务，母亲把我用大衣包起来抱到地里，放在地墒沟中睡觉，母亲牵着牲口去帮耧。耩几遭地后母亲把我挪一挪，离她近一点。由于天黑看不清上遭耩过的地垄，不少地方错垄、重垄。为避免小麦长出后稀疏不均，影响产量，帮耧时母亲低下头认真查找上一遭的地垄，把注意力全都用在帮耧上。等到天快亮时才突然想起了在地墒沟中睡觉的我，母亲急忙回头去找，当看到我还在地墒沟中酣睡时，母亲不知是激动抑或是惊愕，一句话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还没有叫狼给吃了哩，还没有叫狼给吃了哩”！这句话我记忆深刻。母亲的惊愕不无道理，因为那时乡村狼特别多，就在我家宅子地边都可常常看到新鲜狼屎（一种带白色的，里面夹杂着很多羊毛、猪毛的粪便），有时还能看到狼吃剩下带有血的毛皮等物。因为母亲夜间劳动而疏忽，很有可能我会被狼叼走吃掉。后来母亲给我说：“因为我的命大才没有被狼叼走”。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最艰难的时候莫过于吃大食堂年代。大食堂刚刚兴办的时候，村民们无不欢欣鼓舞，因为在家里不做饭了，省去了很多柴米油盐之事，大伙们吃着大食堂，干着集体的活，无不惬意。没曾想一年后生活状况逐渐下滑，人均口粮一减再减。村里为了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我被送到离我家有五里路的武功幼儿园。在幼儿园肯定会比在家里吃大食堂条件要好的多，但也仅仅是吃的略饱一点。记得有一次周末回家，幼儿园特意炸了油馍，但每人只让吃两根，剩余两根阿姨用柳条串住，让拿回家给大人‘捎包’（礼物）。并嘱咐每个小朋友路上不能吃，回家都要给大人说在幼儿园吃的可饱了，这是吃剩下的给大人捎的包。我掂着这两根油馍，看得垂涎欲滴，走一段路忍不住掐一点吃了，再走一段路再掐一点……等走到家里油馍只剩有四指多长。当我把油馍递给母亲时，她看了看，闻了闻说：“可香，你饿了再吃吧，我不喜欢吃油炸的东西。”最后，还是我把这剩下的半截油馍给吃了。没过多久，幼儿园解散，我被送回家里。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后，大食堂的日子每况愈下，最少时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二两，就连坐月子的妇女一个月也只能分给五斤好面，这已经是特殊照顾了。村民们不得不到地里挖些大白菜和根达菜根，有的菜根都生了地蛆，但这仍然是比较好的东西了。更糟糕的是地里能吃的东西找完了，村民不得不将麦秸、玉米芯等东西放在大水缸里泡一泡，放在石碾上碾一碾，用些许面粉把碾好的麦秸或玉米芯搅拌搅拌，用力搦成团，然后放在蒸茏上蒸，蒸成的这种馍叫淀粉馍。这种馍难以下咽，粗糙不说，我还在馍里经常吃到像“指头肚”一样大的玉米芯块。人们普遍浮肿，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好久弹不起来，不少壮年人都拄上了拐棍。
到了1960年的秋天，红薯、萝卜等秋作物成熟，生活相对要好一些。因为农村俗语：一年红薯半年粮，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因为红薯产量较高，人们往往期盼着红薯季的到来。一天中午，母亲从村食堂端回家一小平碗蒸熟的红薯片和红萝卜片，是分给我家三口人的午饭。那时我弟弟也有三岁有余，只见母亲又拿来一只空碗，放在锅台边上，把红薯片和红萝卜片分放在两个碗里，一碗较多的给了我，少的给了弟弟。分完后母亲一片也没有，此时她想从分给我的碗里去拿一片，但又不忍心，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饥饿难忍的母亲用颤抖的手从弟弟碗里拿了一片，弟弟看到从分给他的碗里拿走食物，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哭声让母亲撕裂心肝，只好又把红薯片放回了弟弟的碗里。为了我和年幼的弟弟，母亲舍去了本来就不多的一点食物。饿着肚子的母亲，从外面拽了一把不知道是什么的青叶子，放在锅里准备烧些青叶子汤充饥（侥幸我家这口小铁锅没有被收走砸了炼钢）。母亲烧火时更是小心翼翼，生怕往灶膛填的柴火太多而生烟。因为在大食堂时期各家各户尤其是做饭时间是绝对不能烧火冒烟的，一经发现很快就会有人到家里来把饭锅、风箱搜走，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是要挨斗的。母亲一边往灶膛里填柴一边拉着风箱，只见母亲泪眼婆娑，一句话也不说，时不时还抽噎一两下。我和弟弟隔着锅台面对母亲站着，吃着红薯片和红萝卜片，看着无助的母亲把煮好的大半碗绿汤水端在手里闭起双眼，一串泪珠从瘦削的脸颊滚落下来，滴在手上和碗里。良久，才微微扬脖喝下了这救命的汤水！
母亲为了我和弟弟能够活下去，常常舍却了自己，这在我幼小心灵里刻下了辛酸记忆。每当这些往事在我的脑海中浮起，总是悔恨儿时的自己太不懂事，心中的愧疚久久难以平复！
眼看母亲已经支撑不住就要倒下去了，亏得村干部海志叔提议，经研究决定让母亲到食堂当炊事员，这算是救了我们母子三人。当炊事员，不管好赖饭，还是能够多吃一点的。母亲非常勤劳，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到食堂上工，我和年幼的兄弟俩在家睡觉。有一天天还没亮就被母亲叫醒，塞给我兄弟俩每人一个蒸熟的小红薯。朦胧中我们俩如获至宝，吃着红薯真像过年一样，没等我俩吃完母亲又匆匆赶回食堂。原来母亲在食堂早上蒸红薯临蒸熟时，趁着蒸汽满屋看不见人时，偷偷掀开笼屉拿出两根小红薯，揣进内兜里，借回家看看孩子的名义给管理员请假把红薯带回家。有一次因为没有干完活管理员不让走，揣在内衣兜的红薯烫得母亲皮肤灼热难耐，为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母亲坚强地忍着，随后才知道烫到的那一块皮肤红肿并泛起了水泡。
那时人们很少串亲戚，因为口粮定量到亲戚家是吃不到饭的。一次母亲要到两里路远的舅家走亲戚，把我兄弟俩交待给关系比较近的炊事员照管，让我领着弟弟玩，说很快就会回来。等到母亲要回来的时间，却不见母亲踪影。经照看我俩的大人同意，我领着弟弟到村北路口接母亲。站在路边等一阵仍不见母亲回来，有大人担心两个小孩在路上不安全，就让我俩到村北路口东边的旮旯爷家去等。到旮旯爷家去中间隔条水沟，水沟约二尺多宽，水深有一米左右，要么翻过这条水沟，要么绕道一个地势较高装有铁链水车的地方。我为图近路就从大人们常走的地方试着跨越水沟，我抱着弟弟一个跨步过去，扑通一声，我兄弟俩双双掉进水里。我个子稍大很快扒住了沟沿大哭起来，弟弟却在水中扑腾。在菜园干活的万松大哥从远处看到俩小孩从沟中下去，良久不见上来，心闲事过来看看，而眼前的一幕把他吓了一跳。他急忙把弟弟和我先后捞出水沟，接着给弟弟控水，最终救了弟弟一命。
时隔不久的一天早上，母亲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赶去食堂上工，食堂的管理员突然对她说：“你回家吧，以后不要在食堂上工了。”母亲惊愕，只好沮丧回家。后来才知道辞退的原因是母亲有次在拿红薯时，有一村民悄悄趴在食堂墙外通过墙洞窥视炊事员时看见母亲偷藏两根红薯，他随即向村干部报告，很快村干部带人到食堂搜查。说来也巧，那天母亲确实把红薯从笼屉里拿出来并藏起来，但母亲见没有机会往家带，随后又把红薯放回笼屉里了。结果村干部搜查了一阵一无所获，因为没有证据只好作罢。
母亲不到食堂上工没过多久，上级宣布食堂解散，村民们皆大欢喜。据母亲和村里经历过那段日子的老人说，我们村不足两百口人，再有一个月不解散食堂，全村将会有二十多个正值壮年的人死去。让人不堪回首，每忆心悸！
一九六一年小麦刚泛黄时节，我已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中午刚放学回来，一位比我大一岁的保全哥找到我问：“你饥不饥？”我说有点饥。他说咱捋麦去吧，揉点麦吃。我说我不敢，保全哥说有我哩别怕。有了小哥哥的撑腰，我战战兢兢跟着保全哥到我家西南方向且临路边的麦地捋麦穗。进入麦地刚捋两把，就看见有人过来，我俩迅速蹲在麦地，趁着麦高隐藏起来，其实早被来人发现。那人走到麦地一把抓起我们俩，两只手分别卡住我俩的后脑勺向村内走去。那人问了我俩叫什么名字，爹叫啥名，我俩都一一告知。走着走着临近我家路口时，我一甩脑袋挣脱那人卡在后脑勺的手，扭头就跑回家里。母亲看见我问跑恁快干啥？我说跟保全捋麦让人给逮住了，并从兜里掏出一把麦穗放在锅簰上。母亲带着惋惜的口吻说：“腾子（方言，傻子），你咋恁胆大哩，今是检查团来检查，叫人家抓住不得了啊！”听了这话我趴在门框边上露出半个小脑袋，怯生生地望着这群人向村内走去，心中那个怕啊真是无法形容！
当天晚上，全村召开村民大会，点名批斗保全哥他父亲，并对其进行了处罚。但对母亲处理较轻，可能是我比保全年龄小，又是他领着我。尽管如此，村民大会上还是不点名的批评了母亲。
往事如烟，却历历在目。从我记事到我十二三岁，身上穿的衣服全是母亲一手置办的。那时我家西屋当门左侧常年摆放一架纺线车，当母亲忙完一天安顿好我们睡后，就坐在当门纺花。纺花时在锭子上的线穗一侧摆上一个砖头，把点着的油灯放在砖头上，让昏暗的灯光照在线穗上，生怕上线时缠绕不均，造成斜线，压线，在拐线时断线。有时我睡到半夜醒来，听到纺车仍呼噜噜地响着，往往睡眼惺松地说：“娘，别纺了，睡吧！”母亲总是说：“叫这个穗纺完一会儿就睡。”就这样不是纺花就是做鞋做衣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钟表，不知道时间。要想知道夜里是什么时间，开门出去看看天上的星星，看牛郎星或织女星抑或是北斗星在什么位置才知道是几更天了。多年的操劳，让母亲落了一个头晕的毛病，一晕起来，往往几天都抬不起头，总觉得天旋地转，毛病至今还没好。等母亲把线纺的够织一经布了，才把线缠到线拐上，而后将线洗洗、浆浆，并把线一根一根排在母机上，最后把一根根线头穿在杼里，才算完成了织布的前期各项准备工作。如果要织床单，就把黑线或蓝线按比例排列进去，织成带道的花纹布。织穿衣服的布全是织成白布，然后等到货郎担儿游乡时买些颜料，放进大锅里加水搅拌均匀，将水烧滚再放入白布，浸均匀后就染成了黑布或老蓝布。我们姊妹几个夏天穿的单衣，秋天穿的夹袄，冬天穿的棉衣抑或是脚上穿的鞋，无一不是母亲不分白天黑夜一针一线做出来的。那时我正是踢死蛤蟆弄死猴（方言，形容少年淘气、好动）的时候，穿鞋特别费，母亲经常说我是吃鞋哩。为少穿鞋，上学时把鞋掂在手里，到学校门口时再穿上。尽管这样，母亲做鞋的速度远赶不上鞋磨烂的快，往往脚上穿的是“鲶鱼嘴”鞋。
每逢冬天，不分昼夜操劳的母亲双手冻裂，手背上渗着血水的皴口子有的还生成冻疮。母亲最多花一毛五分钱买盒蛤蜊油往手上抹抹，已经算是奢侈的了。大多是晚上吃完饭洗涮完毕，趁灶膛里的余火温些热水，将双手放进温水中鬻鬻，闹些气味难闻的楝树子，就是护肤的整套程序。这时母亲看着润展些的双手，免不了开心一笑，享受着这难得的高级享受！
一生辛酸终有报，如今已八十八岁的老母亲，腰背虽驼，银丝如瀑，养育的五个儿女也都各立家业，事业有成。对母亲也是孝敬有加。儿女们也让母亲享受到了现代电视、空调、手机、冰箱等所带来的优越和欢愉。早几年母亲开始信“主”，开始我极力反对，后来见母亲天天为全家人祈福、祈平安，也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因此也就不再反对。现在母亲常和村上老人聚在一起走走礼拜、唱唱乐乐，很是惬意。街坊邻居无不夸赞母亲老来有福，母亲也就欣然接受，整天眉心舒展，笑口常开，也算是母亲前半生“修行”获得的“正果”回报。
晚秋的暖阳洒满老家的小院，母亲那久经坎坷风雨的面孔依旧显露着和善、勤劳与慈善。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平凡得似二郎山上的棵棵小草。然而母亲的一生又是伟大的，她用她瘦弱的身躯支撑着我们这个家，用母爱和乳汁滋养大五个儿女，儿女们永远热爱孝敬您。
愿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健康长寿！
（此文为2018年创作，原载于《平顶山日报》。）